“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大家在改革中到底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很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在80年代民众曾因改革而常见受益，但90年代以来经受种种痛苦的人却远多于获益者。毫无疑问，以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但“需要哪种改革”却成了大家日益关心的问题。现在这种缺少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能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1、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一样的立场出发有不一样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收获”，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与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要紧的财富的分配情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目前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进步持乐观怎么看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征，却被这类学者出于种种缘由而忽略。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依据这类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海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收获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同！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类研究结果的“认同”，则成了这类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条件”。当然，中国政府与这类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讲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当局在修改历史与控制舆论上向来有丰富的经验，现在在虚构“改革成就”与社会近况方面更是尽心竭力。中国的媒体擅长制造不真实信息，这只须比较中美两国非常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必然会得出这样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不真实成份的数据，居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收获。[1] 假如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能愚蠢地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方法强迫大家撒谎，那样这类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升”，它不但掌握用利益方法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方法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90年代以来“改革”导致的紧急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势力者利益的“改革”，而是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说”：第一，他们架构了一个“世界”，声称社会中只存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与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以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代价说”，即中国的“改革”需要付出代价，而这“代价”就是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资金）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这种“权钱买卖”被誉为“本钱最小、效益最大”的“买卖方法”，他们觉得，通过这种方法就能促进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论的“经济学家需不需要讲良心、经济学是不是道德中立”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有人还公开提出要打造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2]。

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日渐浮出水面，那就是依据社会知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中，哪一部份人最后获得了最大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利？他们的利益是否打造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部分老百姓在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所架构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哪种社会地方？“改革”代价由哪个支付？又是哪个在享受“改革”成就？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伴随这种叩问的升级，深思中国的“改革”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1998年以来的一种时尚。但这种时尚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遭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拥有讨价还价的“议价能力”；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遭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情况很难得到改变、正义很难得到伸张的主要原因。

2、对改革的深思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权贵私有化”，其次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了解风从什么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推行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进经济进步。在作为改革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一包就灵”其实就是“一私就灵”；解散“人民公社”则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略，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因为人口重压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状况，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实行奖金、计件薪资等“物质刺激”方法起步，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后通过股份制和“权贵私有化”满足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需要。

回顾1949年未来的中国历史，可以说20世纪后半段的中国历程了如此一个过程：中共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兴盛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不过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1978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进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中共政权的官员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飞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后果，完全是由改革策略、改革目的、改革路径与改革方案本身的局限性导致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认知将来，才可能对中国“改革”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1. 改革策略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我们的规范是世界上最棒规范的中共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不过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规范。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些改革类似。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策略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觉得，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不过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规范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

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明确的改革策略，可被叫做“改革思路”的只是“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赵紫阳过去主持研究过政治改革，中共“十三大”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但伴随赵的失势，这类设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从此领导人绝口不提。被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即毛宣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不过，中共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实惠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可以同意，便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与毛打造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没办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常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年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江泽民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3]，在2001年又发表了“让私营企业主入党”的“七一讲话”[4]，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

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东亚龙”模式是“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由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并不仅仅是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计划舍弃毛打造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不过凭着我们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办法：一是采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准则”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它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不争论”，以为这样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猫”、“摸”二说相结合，就构成了“邓小平理论”。[5] 这个没理论的“邓小平理论”被中国民间谑称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与四只鸡”。[6] 邓小平将“实践”奉为“检验真理的唯一准则”，固然防止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真诚。他的“不争论说”又进一步致使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表里不一，很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为了保持“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的社会政治结构，当局将西方民主规范与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六四”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需要和丑化民主规范的策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策略服务，从小学3年级开始学生就需要背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国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民主”，不少人就想到“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和“当官要为民作主”，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而这种“文革”式“民主形式”比较容易让民众产生“民主”与“动乱”有关的联想，从而同意当局的口号──为了“存活权”宁愿不要“民主”。

80年代中国的很多常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着垄断地位易如反掌地将自己拥有些教育资源转化为资金，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常识精英也觉得这种“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有其独特优势，认可了当局宣传的“只有经济进步是硬道理”。

在这种改革策略指导下的中国“改革”，其指向只能是通过进步经济来巩固现有些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跛足改革”，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部分只可能以“血缘继承”的方法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买卖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备很大的隐蔽性。可以说，“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

2. 改革目的

因为领导层的既定策略与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的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的，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打造社会主义产品经济”、“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7] 每一阶段性目的的形成都随着着激烈的争论，这类争论今天看来当然都叫人感觉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牵涉到一大量政治精英与一小群常识精英的兴衰荣辱。因为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备特定内容的目的都只是领了两三年妖娆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至今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其讲解则又莫衷一是，有人觉得应以国有企业数目渐渐降低为市场经济体制打造的规范，还有人以为是以政府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渐渐降低为标志。这当然都是皮相之谈。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在中国凡涉及有关国计民生的资源如土地与垄断性资源的配置，迄今为止仍由各级政府大权独揽。由这一根本特征观之，只能说中国到目前为止充其量只不过打造了一个“模拟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真的的市场经济体制。

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过很动听的许诺：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一同富裕。至于让哪一部份人通过何种方法先富起来，却没具体的政策讲解。不过23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最后事实上是让少部份势力者或与势力者进行利益交换的人通过很多贪污腐败活动先富起来了，由此致使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紧急不公，贫富差距愈加大。
3. 改革路径

所谓“改革路径”的选择，简言之，就是选择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这一选择说到底其实完全是由改革策略所决定的。既然中共只想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其结果势必是放任权力进入市场，致使各种寻租活动的泛滥。

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任权力进入市场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觉得，邓的家庭观念非常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很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导致了腐败之风蔓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风靡的重要原因：“在体制缺点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点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但，在产生这个缺点之前，在刚开始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原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以后是不是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有哪些用途。”[8] 这种说法觉得，中国现存体制的缺点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共产党政治体制的本质缺少知道。

中国走上现在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规范根源，由于这种改革路径最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9] 中共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说，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体现了坐落于中国政治规范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虽然不便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法直接继承，但其子女除去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以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传继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好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势必成为最佳选择}。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的反对过这种权力继承方法，而且事实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便捷之门。[10] 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这样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后结果势必是腐败泛滥成灾，致使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事实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没办法清除的规范性根源。

中国现在没办法克服腐败，还由于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统治生命的要紧凝聚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曾显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没办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意识形态去整理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可以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方法，即依赖政治高压、国有企业改制等，这类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去为少数人创造了暴富机会以外，还产生了很多的社会问题，由于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根本没办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规范约束。这种情况势必飞速致使权钱买卖泛滥成灾，并产生紧急的社会不公，愈加多的社会成员不能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本钱，特别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与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收获，但90年代以来可以享受这“收获”的只不过占总人口约1％的上层与4％的中上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因为“搭便车”的关系也享遭到了“改革”的成就；而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而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14]

伴随贫富分化日益紧急，90年代中期将来，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大家的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观念依据和捍卫自己利益的思想武器。尽管中国从毛的暴政下解脱还只有20多年，但国人好像得了“集体健忘症”。毛年代的政治重压和常见贫穷，阶级斗争导致的很多“政治贱民”，为安置城市失业年轻人而推行的“常识年轻人上山下乡运动”，满天飞的“反革命罪”，因说真话而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王申酉等出色年轻人[15]，所有这类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让人们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员的相对廉洁、城市工人的存活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等，却魔幻般地回到大家的记忆中，并被说成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中共为了让我们的合法性不受伤害而拟定的不许讨论“文革”的规定，既让年青一代没办法正确认识“文革”，也让历程过“文革”的工人农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记历史真实。若注意观察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对毛的怀念与近两年政府急于通过各种政策与“理论”迫使社会承认现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舍弃了对弱势集团利益的保护，并采取种种倾斜性政策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1、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可视作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方法的地步。此后证券市场各种丑闻不断，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股民（亦即中共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则遭到紧急损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闻有，1999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2001年的“兴业聚酯事件”、“银广夏事件”[16]；上海证券交易平台监察部证券剖析员赵纲依据交易平台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剖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企业的违规操作揭秘，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17]

标志2、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节奏。第一步是1999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方法聚敛的财产具备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18]。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它公开承认事实上早已与政治利益集团合流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合法性。

标志3、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舍弃下层人民。近两年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多属施惠于上层、中上层，而那些帮助穷困民众度过难关的政策却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譬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于一般民众的状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涨薪：1999年下半年公务员薪酬提升3成，2001年公务员薪酬又在4月和十月分别提升1.5成，3次涨薪合计提升薪酬7成，今年又第三表态为公务员涨薪，短短3年内公务员薪酬将达成政府承诺的“翻一番”的目的[19]；而去年政府同时却规定，下岗工人失业半年后即不再予以补助，2000年旨在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费改税”在少数省刚开头就无疾而终。又如，政府从1998年开始造势的“债转股”，由于对一些经济利益集团相当有利，虽然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也强行在2000年初颁布；只不过后由来为这一打通中央财政与中央银行这两个钱袋的举措有致使国家信用崩溃的危险，才不能不草草收兵。

标志4、推行损害下层民众利益的所谓“教育产业化”政策。其核心就是提升教育收费以满足教育利益集团的需要，结果高等学校收费以年均高达50%的环比增长率迅速上升。这项手段与所有进步中国家的义务教育政策完全相背而行，对社会进步具备长远的负面影响。在“教育产业化”的名义下，部份学校大幅提升学费、杂费等各种成本。有关方面1998年对全国14所高校的抽样调查显示，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近年来这个数字又有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4,000至5,000元，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成本加在一块近万元。有些学校包含中学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20] “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在校大学生中15％以上的学生沦为“贫困生群体”[21]，而政府为“贫困生”设立的助学贷款却是杯水车薪，且贷款担保门槛太高，令很多“贫困生”望而却步。截至2001年5月底，全国向四家主要的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与农业银行）申请贷款的学生共有53.4万人，申请助学金额为33.37亿元，但只有17万名得到了贷款，贷款合同金额为12.62万[22]，分别是申请人和申请额的31.8％和37.8％。很多贫困的农家子弟与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得舍弃上学机会。

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个其他任何进步中国家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在整个国家文盲与半文盲率偏高的状况下，过早出现了“常识型”劳力过剩的现象。从1997年开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日益艰难，2002届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毕业生123万，比上年的115万又增加了9.4%，整体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会上，出现了10万大学生角逐1.5万个职位的局面。[23] 这种“常识型”劳力过剩的情况已延续了好几年，致使不少大学毕业生只好继续考研究生，高校将这种现像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实行”。结果，中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从1999年开始连年扩大，1999年增长27%、2000年增长35%、2001年又增长35%[24]，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数目急剧扩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资源如师资、设施等未相应扩大的状况下，高等学校为“创收”而实行的研究生扩招，事实上是为数目而舍弃水平的典型短视行为。

中国的大学生只占适龄人口的4%，等于现代化国家这一比率（一般是10％至15％，平均为12.5%）的三分之一，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任何国家实行长期反贫困方案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实行义务教育，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逐步降低下层社会成员，改变社会阶层结构。中国的这一“教育收费体制改革”事实上是将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25]的子女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以外，使他们没办法达到现代化社会需要的技术素质与文化素质。

同时，当局为了贯彻“稳定压倒所有”的方针，又重新捡回了改革前的统治方案：一是加大政治高压，消灭所有在工人农民中出现的社团活动；二是加大舆论控制，除去严格控制主要官办传媒这架不断制造谎话的机器以外，还大力整顿那些“叛逆”的地方传媒；三是严厉打击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独立常识分子。政治高压与舆论控制互为表里，已成为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法。
4、关于“守旧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现在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些软政权化状况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很难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颁布的“改革”手段反复证明，这类政策最后总是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好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假如不继续“改革”，只不过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打造合法性，那样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由于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量边缘化阶层，而这类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势必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特别是在国外，总遇见不一样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手段时是不是遇见了“守旧派”的阻挠？仿佛“守旧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状况看，党内的“守旧派”与“改革派”其实只不过大伙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怎么看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怎么看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方法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使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守旧”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守旧派”代表左的权势，“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不过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守旧权势”与“改革权势”所起有哪些用途完全一致。“守旧派”一直以预防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需要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年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考虑。而“改革派”则一直以进步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不过借助自己学会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益于改革派归是其中的利益集团。很多附是他们的学者特别是部份经济学家，则一直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说谎，宣称中国的经济怎么样怎么样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去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导致的经济“虚热”以外，经济增长与社会情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些改革手段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收获”是怎么样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不承认的是：失业者愈加多，边缘化阶层愈加庞大；没办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况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没办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紧急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没办法克服的规范性腐败与使社会愈加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少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底云南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没办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将来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能超越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同时，这一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6]，还整肃了一些常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27]，加大了对网络的管理。这种“鸵鸟政策”和“面子工程”妨碍了问题的根本解决。

可以愈加了解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愈加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不过体目前宣传当中；现实生活里一旦“人民”要为自己遭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风险“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守旧派”，都毫不犹豫地借助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弹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守旧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想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守旧”也罢，“改革”也罢，只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法上，二者几乎没什么差别。特别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守旧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一直都不拒斥让我们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法来达成变异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一直只不过广大下层人民。

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其实是一场看着很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因为言论空间的狭窄，而争论的真的主题被有意掩盖，很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了解，而是越争论越糊涂。

其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现在的专制规范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很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事实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取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第二，自由主义的光谱很宽广，譬如自由主义政治学所倡导的民主与宪政，其真的指向是现存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将来中共意识形态策略严加禁止并长期丑化的对象，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学者根本没办法获得象“新左派”那样大的话语空间，在争论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不少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觉得，经济学家应该与势力集团相结合，并倡导“腐败有理”、“腐败有利”。这类适应势力集团需要、为现在利益格局张目的所谓“理论”，不但没政治上遭受打压之虞，反而遭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类倡导的学者们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彼此唱和，在90年代形成了蔚为壮观、俨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主流”。这在非常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特别是大学生们产生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势力集团服务。

“新左派”们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倡导之间这种明显差别，但他们巧妙地把两者故意混为一谈，借助“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双方话语权不对等的机会，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好像抢占了“道义制高点”。这种表面上看上去慷慨激昂、事实上很混乱的争论，其结果不免流于滑稽。“新左派”们事实上制造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好像中国产生腐败完全是由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他们进而以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名，声色俱厉地打击倡导民主与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于是“新左派”们就很聪明地避开了对专制政体这一规范性原因的批判，事实上为这一政体提供了掩护。自由主义学者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派”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孤军奋战，但却缺少奥援。在一个没真的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学者争论双方常常偏离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要紧问题与真的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而就一些抽象的看法、学说争论不已，这除去模糊大家的视线以外，充其量表示了中国人文常识分子在社会急剧产品化过程中不甘于被飞速边缘化的一种缺少力度的抗争。


5、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那些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大家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进步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规范、经济规范与文化规范。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将来，只是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经历，除去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历程了3个形式完全不同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共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规范的变迁，中国只是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未来的历史，包含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规范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规范；凡想改变这一规范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要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将来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未来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借助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地方，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讲，除去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以外，非常难说目前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历程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能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8]；而巴金、老舍等出色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网际网路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方法应对，在全国很多招聘电脑专业职员充当“互联网警察”，对技术上不容易控制的互联网媒体继续施以故智。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叫人闭着双眼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只第三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假如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或许对中国以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那时人口超越4亿将来，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将来2个半世纪的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怎么样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进步的成就，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29]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考虑虽然不少，却一直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大家所有些不幸都是外来侵略导致的。所有些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况，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如此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假如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进步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进步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不真实常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中，易如反掌地成为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了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认识“冰冻三尺，非1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只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时尚历史观将社会的不进步、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都易如反掌地算到外国侵略者头上，但它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没什么帮助。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这样，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30]，其中谈到“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去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含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不过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适合的讲解工具，遂将这类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5大问题的方法（即反贫困的总体策略）就会发现，这类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点，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尖锐的形式向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若清醒地察看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没办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纳贿的官员人数愈加多，级别愈加高，数额愈加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1]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32] 据一位中国学者同意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现在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遭到惩处。[33]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否认腐败的泛滥和规范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剖析”一文[34]，尖锐批评了中国目前陷入的规范性腐败的困境；觉得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没办法真的遏制腐败；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液”等。政府对此批评的回话是，下令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从此不能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发表的五中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这样表示：“大家要理直气壮地一定大家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与获得的明显效果；理直气壮地说明国内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规范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一定大家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家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5]

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方法，严厉打击不顺从当局管束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使用各种方法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如此的工作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样严厉的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每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哪个就咬哪个，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6]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7]，很多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都有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38]，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譬如2000年夏哄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练习，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险，以打劫杀人为业。[39] 《南方周末》就是由于发表了“张君案件深思”与“张君案件再深思”，指出只须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而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类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期内飞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是什么原因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第一是公安部门的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征：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主如果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备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比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去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备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含湖北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年轻人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含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40]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1]、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2]、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3]，状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类披露的材料了解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类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类黑帮才得以在各地进步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4、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没钱人一年粮”的状况在中国已很常见。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依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是3%的富裕人口所有。[44] 除此之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45] 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大家常见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5、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除此之外，中国的存活基础已被紧急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紧急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些地方民众已无存活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准时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6]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情况也很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则是怎么样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练习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点。

以后的中国社会势必历程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假如放纵5%的势力者借助权力抢钱，最后非常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当局现在为一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将来，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进步，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一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伴随社会危机的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好像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方法预防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本文初稿于2001年11月，为11月9日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而作，完稿于2002年1月15日。）



[1] 比如，韩德强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八面来风》，2000年第8期；崔之元的“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念书》，1998年3月；《规范革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2]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维迎，“有的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的也属次优”，《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樊纲，“腐败的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22日；张希望，“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剖析”，《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五常，“为何我一直坚持国企改革永远没期望？”，《奇迹互联网》，1999年十月14日；樊纲，“骗出一套新体制”（1993），《走进风险的世界》，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张五常，“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1995），《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张五常，“三种社会体制”，《书屋》2000年第2期；王宏远，“反腐败不可以严厉到使政府官员岌岌可危”，《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张希望，“兴盛的必然趋势．自序”及“腐败问题的再考虑”，《兴盛的必然趋势》，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3] 《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第1版。
[4] “江泽民在庆祝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1日，第1版。
[5] 《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人民出版社。
[6] “一块石头”即“摸着石头过河”；“两只猫”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条鱼（有益于）”是指“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益于党的领导，有益于无产阶级专政”；“四只鸡（基）”指的是“四项基本原则”。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要紧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8] “改革开放简史及两极分化的成因”，2001年12月22日，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网名“同志们晒黑了”。
[9] 申明民，“中国的代际政治”，《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4期。
[10] 因为中国严厉的言禁，这方面的材料几乎不可能见诸于国内的报纸与各种媒体，但有的事情国内尽人皆知。比如，“六四”时期学生的反腐败批评曾针对以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为后台的康华公司；前北京长陈希同的案子就涉及其子陈小同与前首钢公司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周北方及邓质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刊登了武警干部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披露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老婆朱琳参与华能公司运作的内幕，该文在北京政界引起相当大的震动，据国外媒体报导，武警总队除飞速将马海林软禁外，并致信李鹏，强调武警部队同中共中央维持一致，并表示此文系马海林之妻写作，以马海林的名义投稿；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太子党》一书也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
[11] 台湾综合研究院策略与国际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陈梓龙于1999年发表的研究报告“目前国内政治、社会稳定性之评估”曾依据《年代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加拿大《环球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内地《经济日报》等多家媒体自1998年以来的报导，整理出两份表格附于该报告之后，其一为“近年来国内各地要紧示威抗议活动状况”，其二为“国内异议人士组党及中共镇压状况”。该报告列举的事实部份反映了国内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查阅该报告的网址http://www.dsis.org.tw/pubs/reports/rp-mh9903001。
[12]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这组文章列举了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高勤荣因披露运城地委假喷灌工程而被捕判刑、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因揭发大连长薄熙来劣迹而被捕等案件；中国新闻社2001年8月25日的消息也曾披露，《工人日报》披露河南卢氏县县委大搞形像工程后，该县委公告在全县收缴《工人日报》；除此之外，海南的《天涯纵横》网站也因类似缘由被暂时关闭。
[13] 据王军的研究，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率到了52.3%，超越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而且在进入90年代将来接近甚至超越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见王军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剖析”，《改革》，1996年第5期；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进步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越1,000亿USD，载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要紧来源”，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又据中国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专题研究资料显示，1997年和1998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USD和386.37亿USD，1999年这一局面虽然得到肯定的控制，但资本外逃额仍高达238.3亿USD，2000年资本外逃又急剧增加，总额约为480亿USD左右，比外商对中国实质投资的407亿USD还要多，见美国“多维新闻社”2001年5月30日的报导。
[14] 参见拙文“目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剖析”，《书屋》（湖南），2000年3月，第3页至第16页；未作删节的全文刊登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0年第3期，第68页至第93页。
[15] 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是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中共把责任完全推到“四人帮”头上。上海华东师大学生王申酉系“文革”期间获罪，但那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政府并未杀他；“四人帮”垮台后，在新任上海委负责人苏振华、彭冲等人主持下，王申酉不但未获平反，反而被判死刑并立即实行。此案明明是错杀，但到今天无人承担任何责任，甚至禁止公开案情。
[16] 分别见《财经》杂志1999年4月号报导，2001年4月号题为“兴业聚酯疑窦”的报导，与2001年8月号的“银广夏陷阱”一文。
[17] 《财经》，2000年十月号。
[18] 参见拙作，出处同注[14]。
[19] 《世界日报》（美国），2002年1月4日，引自香港《文汇报》报导。
[20] 新华社沈阳2001年2月13日电：“教育产业化不可以等同于教育商业化”。
[21] “来自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北京年轻人报》，2000年1月25日第16版。
[22] “央行需要切实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各项政策”，新华网贵州频道，2002年1月14日。
[23] “今年求职有点冷”，《北京年轻人报》，2002年1月14日。
[24] “考研全接触”，天津《今晚报》今晚网，2002年1月14日。
[25] 数据参见拙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剖析”，出处同注[14]。
[26] 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27] 见《亚洲周刊》（香港）2001年十月初的报导。
[28] 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2001年第6期。
[29] 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将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30] 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经济学与人类关怀》，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31] 《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3版。
[32] 《人民日报》，2001年3月11日，第2版。
[33] 引自胡鞍刚同意中新社访问的谈话，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目前平台”。
[34] 出处同注[14]。
[35]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领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
[36] 鄢烈山（《南方周末》编辑），“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2001年11月28日。该文说：“‘防’的方法有多种。第一是牢牢控制当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当地有关职员不能同意采访，有些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方法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乾脆使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愈加没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区域领导制造不真实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揭秘海南一块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让人打成重伤……一块接一块伤害记者案让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假如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非常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非常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携带盗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种现象。”
[37] 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3期。
[38] “昆虫正成为城市化新的威胁”，《深圳特区报》，2001年十月31日；“重典治乱，安宁重上行人脸”，《羊城晚报金羊网》，2001年十月29日。
[39] “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40] “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41] “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国1998第1号黑社会案大曝光”，《深圳商报》，2000年8月18日。
[42] “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43] 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44] 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什么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45] 见《经济日报》2001年十月29日。基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西方国家的这一系数一般在0.3左右，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西方国家。
[46] “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